剛剛講好了劉駿的黑歷史，這章主要來提一提劉駿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一些措施，也就是劉駿在位期間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劉駿的諸多改革措施——通稱宋孝武帝改革，其中項目相當之多，但是總而言之就是改革軍政，強化中央集權和發展經濟，走出元嘉二十七年慘敗陰影兩個部分。
首先就是東晉劉宋的幾個老大難問題——中外軍制、門閥政治、土地兼并。
這幾個問題，從東晉建立以來就一直存在，劉裕和劉義隆當初也都致力于處理這個問題，現在這幾個老大難問題被扔到了劉駿的手上。
劉駿執政期間，在政治改革上，確實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是劉駿的經濟改革，如在幣制、土地上的一系列措施，反而讓劉宋的經濟情況更加糟糕。
首先就是劉駿在兵制上的改革。兵制確實是東晉以來長期存在，怎么改都改不好的問題。起初，東晉時期外軍過盛，以下凌上；武帝劉裕時期，改強枝弱干為強干弱枝，加強中軍；文帝劉義隆時期，強化中外聯通，加強外軍。
但是，劉駿當時接手的劉義隆的那套兵制存在相當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劉義隆強化外軍是以削弱中軍為代價的。也就是說，劉義隆的元嘉中外軍互動體系又一次導致了強枝弱干的軍事局面。
在這種局面下，劉義隆的三次元嘉北伐均無果而終，而劉駿藩王舉兵，討平劉劭，劉義宣叛亂，差點打爛劉駿，無一不是當時地方強盛，中軍疲軟的表現。
而且，劉義隆一生苦心經營的元嘉中外軍體系也隨著元兇之亂的內斗土崩瓦解，所以對于劉駿而言，他需要做的是建立一套全新的兵制。
對于劉駿來說，他最信任的始終是那些跟著他起兵討伐元兇劭的舊部，如沈慶之、柳元景、宗愨、薛安都、朱修之等人。所以，劉駿在繼位以后將手握兵權的領軍將軍、護軍將軍兩職基本都交由這批自己最信任的人以及自己的親戚擔任。另一方面，鑒于他爸是被劉劭靠著東宮禁兵發動政變殺害的慘痛教訓，劉駿決定削弱太子的軍事力量，限制東宮的實力。同時，劉駿廢除五兵尚書，將軍權收歸己有。
與此同時，劉駿在構筑中軍的時候也對外軍進行了調整。一方面，劉駿仍然沿襲了祖父、父親留下的宗室親王出鎮方鎮的格局，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掌控。但是，歷經了劉劭之亂、劉義宣之亂，以及我下一章會介紹的劉誕之亂，劉駿已經對自己這批兄弟們失去了信任。
所以，劉駿開始大舉削弱外軍，對強大的方鎮進行削弱，并設置典簽對地方官員進行監督，充當朝廷的耳目，限制地方的權力。劉駿并且要求，所有對地方軍隊的調動，沒有皇帝的詔書，一律不準干。這些措施無疑抬高了中軍，而削弱了外軍，并增強了皇帝對于地方軍隊的絕對控制。
這些舉措本身評價就極其兩面性，支持者認為劉駿干的這些事，加強了中央集權，解決了地方不聽上頭管的畸形情況；反對者認為劉駿的改革割裂了中軍與外軍之間的關聯，造成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和對立。
其實，劉駿的這些措施本來就不是好或者壞這么兩個字能夠評價的，或者說，劉駿的所有措施都不是能夠單單用黑白來分辨的。
誠然，劉駿割裂中外軍的舉措確實帶來了很多問題，甚至可以說間接地導致了劉宋的滅亡——地方與朝廷的關系逐漸惡化，并且當中央出現壞人的時候，地方的實力也不能進行有效的清君側。
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鎖定在劉駿所面臨的局面上，我們也確不能過多的苛責劉駿，因為從元嘉末年開始，元嘉中外軍互動體系的弊端就已經逐漸顯露了，孝武帝能夠輕輕松松擼掉劉劭，劉義宣也能輕輕松松拉出十萬大軍叛亂，直接把劉駿嚇得差點退位。
所以，強化中軍，削弱外軍對于劉駿而言，確實是當務之急，如果放任地方做大，那么中央政府的威信又會蕩然無存。劉駿的舉措，也是某種意義上在這種情況下加強中央集權，防止東晉一朝以下凌上現象重演的無奈之舉。
在發起改革的同時，劉駿對外則與北魏展開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這場大戰的宋軍主帥顏師伯，出身瑯琊顏氏，但是他的父親因為跟著謝晦造反，被文帝劉義隆處死。（謝晦謀反之事上參《從劉義符到劉義隆》）顏師伯少時孤貧，但是喜愛讀書，擅長音樂，后來長期在各個大佬幕府里當佐僚，最后就轉到了當時還是武陵王的孝武帝劉駿府上。劉駿對他相當重用，讓他外參軍事，內掌司法，即位以后也對他委以重任。
在大明二年（458年），劉駿啟用顏師伯為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并帶持節都督。同年，魏文成帝拓拔濬以名將封敕文為統帥，大舉進攻顏師伯轄區，顏師伯率軍迎擊，首戰就在清口大破封敕文。劉駿也派兵支援顏師伯，受顏師伯節制。顏師伯率軍在一個月里，于清口、沙溝、濟水沿岸、赤龍門四次重創魏軍。隨后，劉駿和拓拔濬各自持續往前線增兵作戰。
之后，宋軍又在杜梁、縻溝城接連擊潰魏軍，勢如破竹。北魏方面則派出另一名名將隴西王源賀鎮守申城，抵御宋軍。申城背靠濟水，面向黃河，地勢極其險要。宋將卜天生率軍強攻，攻破申城。魏將封敕文率軍進攻樂安（約今山東濱州一帶），也被宋軍擊潰。面對乘勝追擊的宋軍，北魏自然也不會坐以待斃，發動反攻，包圍了傅乾愛率領宋軍的追擊部隊，但由于宋將卜天生迅速支援，魏軍見取勝無望，便率軍撤退。
至此，在大明二年年底至次年年初的青州之戰中，劉宋軍隊在顏師伯的指揮下大獲全勝，連續擊破北魏大軍，取得了元嘉北伐慘敗以后面對北魏的第一場大勝，這也是劉宋王朝六十年歷史中極少數在大規模會戰中全面擊潰北魏的完勝之一。
說完了軍事，我接著來說政治。
劉駿的政治舉措其實根本來講，都是圍繞著一點——加強中央集權。
于是，劉義宣之亂剛剛平定，劉駿就下詔廢除了錄尚書事，將朝政大權收歸己有，并提高了中書舍人等下等官職的實際權力，讓中書舍人參決朝政，制約中書令的權力。他又加設一名吏部尚書，分割官員任命權。
與此同時，面對地方官員勢力強盛的局面，劉駿在大明七年（453年）詔令所有官員除非戰爭期間，一律不準擅自判處死刑，死刑必須上報，否則以殺人罪論處。
劉駿的本意當然是拔掉地方的司法審判權，將審判權調回中央，來削弱地方權力。客觀上，劉駿的這一舉措也使得地方官員無法濫施刑罰，使得司法判決，尤其是死刑判決更加審慎，也是有利于百姓的。
然后來說第二個問題，這也應該是劉駿爭議最少的一項了，劉駿在提拔寒門，遏制門閥上的貢獻是極大的，他的貢獻甚至應該說超過了他的父親劉義隆和祖父劉裕。劉駿從即位開始，就致力于提拔寒門——其實這么說也不準確，劉駿還是武陵王的時候，就提拔了一大批寒門人才進入自己的王府。
劉駿繼位以后，更加重用這批寒門人才，或者按照沈約對他們的稱呼，叫做“恩幸”，我后面姑且也就這么叫了。
在孝武帝劉駿、前廢帝劉子業兩朝政壇上最為炙手可熱的恩幸自然是戴法興、巢尚之了。其中巢尚之記載不詳，而戴法興出身貧苦，早年受彭城王劉義康提拔，進入其幕府（上參《劉義康》），后來轉而進入劉駿幕府。在劉駿即位以后，對戴法興極其倚重，所有官員調動、賞罰都和戴法興、巢尚之二人商議，二人所推薦的人才，也都得到任用。
在宋孝武帝病逝后，戴法興、巢尚之二人與以劉義恭為代表的托孤大臣共同執政，尚書省所有事務都由戴法興決斷。這些事情，我也會在后面慢慢來講。
當然，劉義隆、劉義康對寒門也有任用。但是，劉駿的先進性在于，他直接讓寒門恩幸進入決策層，參加國家事務的決策，形成了“寒門掌機要”的新局面，這無疑相較于之前文帝時期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在孝武帝一朝，得到重用的不僅有戴法興、巢尚之二人，還有像戴明寶、徐爰，包括像“元嘉三大家”之一的大詩人鮑照等人，也都得到了任用。
這段時間中，得到孝武帝任用的不僅有一戴明寶為代表的寒門恩幸，也有一大批地位較低的士族，這批人的代表就是我前文提到的大明二年青州之戰宋軍主帥顏師伯。
我前面說過，那顏師伯出身瑯琊顏氏，但是父親是反叛朝廷的罪臣，加上瑯琊顏氏本身也算不得什么頂級望族，所以真正的高門士族是看不起顏師伯的。比如說出身望族陳郡袁氏的袁粲（當時還叫袁愍孫，后改名袁粲，因為袁粲這個名字更加常用，所以全部統一稱謂為袁粲）就很看不起顏師伯那家伙，覺得他門第低微，低自己一頭。
劉駿很生氣，后果很嚴重
劉駿氣得差點自己直接抄著刀沖上去把袁粲劈了，最后在柳元景等人的勸慰下饒了袁粲，只是以看不起顏師伯為理由貶了袁粲的官，把他扔到外地當太守去了。
劉駿對顏師伯的重用當然不光體現在把袁粲扔去當太守一件事上，劉駿在政務上對顏師伯也是極其信任，史書上說他“專情獨斷，奏無不可”。
這說明，在孝武帝在位時期，他賦予了顏師伯極大的權力，并在合理范圍內給了顏師伯一定的自由度。在孝武帝去世后，顏師伯更是受托孤之重，輔佐少主劉子業。
隨著這些改革的展開，東晉以來門閥士族壟斷朝廷的問題基本在劉駿的改革下蕩然無存。在新的政治架構中，無論是寒門還是較低等的士族，他們都不過是劉駿的附庸，其權力不能超過君王所劃定的邊界。
這樣，我們可以實際上講，門閥政治存在的土壤已經失去了，門閥政治也被基本上掃進了歷史的垃圾桶，劉駿實現了永嘉之亂以來南方從未實現過的高度集權，史稱其“官置百司，權不外假”。在客觀上，劉駿的改革也使得更多出生社會底層的人有機會憑借自己的才能躋身高位，乃至于參加帝國的核心決策，為朝廷輸送了一大批新鮮血液。
從這一點上講，劉駿奠定“寒門掌機要”的政治體制對于中國歷史的發展具有極大的積極影響。
然后，我們最后來講劉駿干得最差的經濟。
第二次元嘉北伐的失敗對于劉宋王朝的打擊是全方面的，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影響便在于使得劉宋的經濟蒙受了巨大的打擊。終孝武帝一朝，劉駿都在盡力帶領國家走出戰敗的經濟困境，但是劉駿的改革不但沒有帶領劉宋走出經濟困境，反而使得國家的經濟變得愈發糟糕。
劉駿的經濟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措施就是“占山格”。所謂占山格，其實就是國家按照官員的官品高低來分配對應的田地，如果手頭現有田地多于限量，朝廷可以不奪現有的土地，但也不許再占。這么一來，既保證統治階級手頭能夠有較多的土地，又限制門閥士族土地的無限擴張。
但是，想得怎么樣，不代表實際操作起來真的能夠一樣，真到了落實的環節，像顏師伯、沈慶之這批勛貴搶奪土地起來比誰都狠，不管劉駿是真不知道還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總之也沒有受到處罰。
不過有記載的是，一個叫做孔靈符的家伙占了二百六十五頃地，當時一品官的占地限額是一頃，也就是超出一品官的限額二百六十五倍，大概這位孔靈符是十分之一品官吧。總之，這位是有記載被處罰了。
不管怎么說，這個政策執行起來多少有些問題，這么一來，百姓或者官府能夠獲利多少真不好說，不過如果順著前面來講，寒門地位的提高倒是看得出的——最起碼，寒門或者下層士族有了跟門閥士族公平搶土地的機會。
然后，到了本章的最后一個部分，劉駿的幣制改革。有一說一，我認為劉駿的貨幣政策是他改革中最臭的一步。
劉駿即位以后，開設錢署，鑄“孝建四銖”，使朝廷參與干涉社會經濟。
但是，宋孝武帝片面追求貨幣投放量，使得錢幣質量相當糟糕，銅錢里面還混著鉛和錫，很不牢固，這導致當時民間私自鑄幣之風相當昌盛，客觀上阻礙了劉宋商業的發展。在前廢帝時期，這一問題將會繼續變得嚴重，以至于正常的商業活動都無法進行，這也使得劉宋的經濟雪上加霜。
綜上來看，劉駿在其執政期間加強中央集權，啟用寒門，改革了一部分東晉遺留下來的弊政，擴張皇權，形成了沈約所說的“主威獨運”的政治局面，徹底扭轉了東晉門閥政治下君弱臣強的畸形態勢。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說，劉駿的諸多舉措也是有害的，他心狠手辣，大肆誅殺宗室，發動了慘絕人寰的廣陵屠殺（這個我下一章來說），又喜好豪奢，大興土木，修建玉燭殿，給人民群眾帶來了深重的苦難。但是總體而論，劉駿一生的諸多舉措，應該說是功大于過。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榮譽副會長嚴耀中先生認為，劉駿是一名以自己的政策來開辟時代的政治家，他有著與秦皇漢武、曹操楊堅相仿的出眾才能，也和這些杰出君主一樣勵精圖治，好大喜功、殘忍虛偽，只是不如他們幸運，所以在歷史上留下了留下了一個很壞的形象。
說劉駿的才能與秦始皇、漢武帝相仿似乎確是過譽了，但是單論政治才能而言，劉駿的才能比起魏武帝、隋文帝而言毫不遜色倒未必言過其實，只是劉駿一直以來在史書中受到了過分的抹黑和丑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