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濟島？善！大善！”丁松年拈須而贊。
秦雋揚和岳星明、丁松年還有軍議司的一眾參謀都在看著占據了整整半面墻的《四海平夷圖》。《四海平夷圖》涵括了勃海、黃海、東海和部分的日本海。它的圖幅都采用“寫景”畫法表示海島，形象生動，直觀易讀。海圖雖然漢代就已應用，但多只是以近海為主，也沒有標明定位、航程和航向的具體數據，不能滿足大船隊的遠航需要。所以它只是簡單的地形圖。
唐代是中國古代的顛峰時代，航海發展也進入一個鼎盛時期。中外商船頻繁航行于中國、印度和阿拉伯之間。從漢至唐,中國海外交通線已從南亞向西亞延伸。中國前往阿拉伯乃至非洲沿岸國家，已由過去的分段航行實現全程直航，不需再經印度洋沿岸國家換乘阿拉伯商船中轉。
廣州出發往西南航行的海上絲綢之路，歷經90多個國家和地區，航期縮短至89天（不計沿途停留時間），全程共約14000公里，是8～9世紀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該“路”主要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泉州，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發展于三國隋代，繁榮于唐宋。
至于向北的航線，大唐海商所掌握的航線，遠遠不止日本人所掌握的那三條。從廣州、泉州、揚州、登州出發都有直達日本的航線。
如今海州又開辟了一條最佳的航線。海州—濟島—對馬島—長崎。
濟島就是秦雋揚重新命名的儋羅島。
取意于【左傳•桓十一年】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又賙救也。【易•繫辭】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又相助也。【易•謙卦】天道下濟而光明。
濟島方圓百里，也勉強夠屯軍養民。原本秦雋揚琢磨著是不是要改叫“中途島”更為形象，終覺得過于直白。還是采納了岳星明的建議，改名為濟島。
濟島距海州十一天的航程、距新羅三天航程、距日本五天的航程。
根據《四海平夷圖》的標識，海州和濟島還有日本的長崎幾乎處于一直線。新羅則處濟島的正北。
“踏浪軍”初征濟島時花了十七天才找到，回程幾乎就是走一直線，只用了十一天。距新羅和日本的航程是根據“牽星術”和早先的海圖推算出來的。
濟島距海州十一天的航程就是跨越黃海。
跨海遠航必須具備五個條件——氣象、動力、定位、測程和航向。
氣象，憑的是船工世代積累的預測天氣的知識，根據根據不同的地理、氣候特點，總結了一套適用于水上航行的預測天氣的方法。并編成諺語，口耳相傳。這絲毫無法取巧。這也是秦雋揚要借重海商的原因。
如淮商就有一則準確的預測經驗：冬天的風是慢慢地形成的，航行時可以先作準備。盛夏季節的風是突然刮起來的，船只往往會遇難。避免這種海難的方法就是：準備行船的人要五更初起床，如觀察到星星和月亮皎潔明亮，從天空四周到跟地面相接的地方沒有云，表示適合行船。巳時，船只要停泊，以避暴風。
動力，在帆船時代，動力還是要依靠對季風的了解與使用。“踏浪軍”的三大支柱，淮商、福商、廣商三大海商一直都是跑新羅和日本的，完全掌握西北太平洋季風規律。海州還沒籠絡到跑大食的海商，對南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季風規律，還不甚了了。那700余名大食俘虜或許知道，但他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通過“勞動改造”來洗滌罪惡的靈魂。
在隋代以前，是完全利用季風的更換規律進行航海。通往新羅、日本的東北亞航線，船舶去以五月、六月，就南風。回時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然而即使是季風季節，風向也是瞬息萬變。這也是日本的遣唐使團屢屢失事的原因。但這難不倒唐人。
能夠不完全依賴于季風，是因為有先進的科技—測風儀。
漢有銅制測風器“銅鳳凰”和“相風銅烏”。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測風儀器。“銅鳳凰”下安轉動裝置，受風時向著風，像要起飛，東漢時期的“相風銅烏”則隨風而動。
晉代，輕巧的木質相風烏代替了銅制測風器。用木頭刻一只烏鴉，尾部插小旗，將這只木烏鴉放在長竿上端或屋頂上，四面可以旋轉。如果風從南邊刮來，木烏鴉的頭就朝南，而尾部的小旗就會向北。
隋、唐代航海繼續使用相風烏以外，還引用了最早的測風旗—“葆”！
“葆”原來是隋唐軍旅中使用的，它不僅能測風向，還能根據羽毛（雞羽）被風的程度，大致判斷風速的大小，這是一種雛形風速計。
能準確判斷風向，大致判斷風速。就可以巧妙利用中國獨特的風帆，即可以或降或轉支的平式梯形斜帆，根據風向和風力大小進行調節，使船可駛八面風，保證了不論在何種風向下，都能利用風力。對于頂頭風，則發明了走之字形的調帆方法，逆風行船。
以前大唐一直沒登濟島，是因為習慣了以流求和新羅作跳板，濟島遠離這兩條航線。新羅人則因有條新羅的暖洋流剛好經過濟島。但也無法保證中途風向不變，不然那些舢板能在海里泡多久，只有天知道了。
日本能用“豬突”精神闖東海，是因為中國的海岸線夠長。只要那種捆綁加上直釘聯接的船中途不散架，風帆一拉，總能到達中國的，至于到了以后是活人還是尸體，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可這種胡亂地“豬突”怎么可能準確地“突”到濟島？他們唯一的一次登上濟島是因為遣唐使團遇上了海難，漂流而至。
但光掌握氣象和動力，出航猶如“無的之矢”。唐人能在航海上雄視世界各個民族，另有傲人之處：
定位，唐人海商已經利用“重差法”精確測量海上地形地貌。“重差法”由勾股定理發展而成，即利用矩或表進行兩次觀測，求得海島之高度與船的距離，來繪制海圖。
測程，三國時期《南州異物志》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在船頭把一木片投入海中，從船首向船尾快跑，看木片是否同時到達，來測算航速航程，這是計程儀的雛型。
唐代規定更具體了，以一天一夜分為十更，用點燃香的枝數計算時間，把木片投入海中，人從船首到船尾，如果人和木片同時到，計算的更數才標準，如人先到叫不上更，木片先到叫過更。一更是三十公里航程。這樣便可算出航速和航程。
航向，“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
“夜則觀星，晝則觀日。”是指通過對二十八宿和一些恒星進行定量觀測，海上航行與天文定位術相結合，利用北極星和太陽為航行定向，解決航向問題。
陰天只能依靠指南針了。指南針又名“司南”。唐人雖已知道指南針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發現和指南針的架設方法，但對指南針為什么會指南卻沒有一點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能這么說，也證明了此人是個嚴謹的科學家。
早先的文人學者們從陰陽五行學說出發，結合對大地形狀的認識，提出各種指南針理論。
《呂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鐵，或引之也。”古人稱“磁”為“慈”。把磁石吸引鐵看作慈母對子女的吸引。并認為：“石是鐵的母親，但石有慈和不慈兩種，慈愛的石頭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頭就不能吸引了。”
《管氏地理指蒙》，提出如下邏輯：“磁針是鐵打磨成的，鐵屬金，按五行生克說，金生水，而北方屬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鐵產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陽氣的孕育而產生的，陽氣屬火，位于南方，因此南方相當于磁針之母。這樣，磁針既要眷顧母親，又要留戀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華夏祖先的這些邏輯確實很可笑，可相比其他的民族還沒發現“磁針，鐵打磨，指南北。”那就令人崇敬了。
早在南北朝時期，華夏就已知道磁便角的存在，但至唐代這方面的所知還很粗淺。其實不同的地方地磁偏角也不同。在整東北亞地區，磁偏角最大可達6度，一般情況為2－3度。那些海商長年行船在海上，只能根據經驗來修正。
海州掌握了這些當代最為先進的科技，那自然不會滿足于簡陋的海圖。習慣于圖上作業的路炯和他的參謀們貢獻了一項偉大的創舉—“航海圖”！
《四海平夷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航海圖”。它在許多關鍵地方還標明定位、航向的具體“牽星術”數據，標注有一地到另一地的“更”數，以“更”來精確計量航海距離和航程。
“踏浪軍”只在海州休整了五天就再次出發。到了濟島后，它們就會一分為三：廣商船隊“通”新羅，閩商船隊“通”日本，淮商去重新探察濟島北面的鯨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