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點題外話，黃仁宇先生把李贄作為這本書的最后一個部分從結構上看有點奇怪，哲學思想在當時來說并沒有選王學沒有分析江右和泰州學派而是選擇一個文官集團的異類，從一方面這個異類可以看出文官集團內(nèi)部的矛盾也是本書的主旨之一：矛盾的調(diào)和與分化，而另一方面從我個人來理解文史社科學到最后往往離不開哲學上，整本書看下來種種矛盾似乎都可以用存在主義和維特根斯坦的理論來做一些合理的解釋，我們在這里并不過多去解釋這些理論，而是通過這樣的一個視角來看待。《萬歷十五年》這本書我個人看下來覺得是前五章寫的比后兩章要好，后兩章的某些段落經(jīng)常被其他大家所質(zhì)疑，在這里我也不去討論正確與否還是通過這本書來談談看法。

　　李贄于1602年在獄中自殺，這種自殺看起來極其無奈同時夾雜著諸多的失望。自1580年他卸任姚州知府的職位之后依靠他的文官朋友接受救濟，他本人并不認為這有什么不妥也正是這一點把他和海瑞做出了明顯的區(qū)分，他并不認為獲取好處是有什么不對的，一個君子是必須要有欲望的，這種欲望即是進取的動力同時也是安身立命的保障，他所倡導是把這種合理的需求公開化而不是用抽象化的道德去掩蓋，從這一點上他又和申時行有所不同，因此說李贄是站在普通大眾的基礎上這一點是完全錯誤的，李贄受泰州學派影響極深，但泰州學派“人人皆可為堯舜”的宗旨到李贄這里發(fā)生了變化，通過承認合理的需求李贄走出了他自己的路。

　　李贄首先是一個儒家信徒，因此他的大半生都在以儒家的信條為人處世：讀書、做官、為家族謀取利益、對家族其他成員負責。這樣有條不紊的順序對李贄來說卻是一個極大的負擔，他家道中落以至做官之前“七天未食多少水米”子女大多夭折，做官后需要同族人謀取差事提供資金援助，甚至在他出家后多時不與族人聯(lián)系的情況下同族把他一個侄子過繼到他名下為他守孝，這種道德的枷鎖束縛住了李贄，但他對這種社會的普遍道德也無可奈何。

　　我的社會在當時固化的極其嚴重，唯一有可能改變命運的便是讀書做官，而讀書意味著家庭少了一個勞動力，因此一個人讀書往往意味著一個家族對他的不間斷的支持，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所以當這個人科舉做官后便需要對家族其他成員負責，這可以說是一種回報但也不僅僅是單純的付出因為誰也不知道在將來自己是否還會需要其他族人的幫助，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把利益包裝成道德賦予忠孝的名義在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下成為了傳統(tǒng)。也是因為經(jīng)濟上的利害被抽象化成了道德，我們的農(nóng)民百姓便失去了真正的道德而多言得失，在這種惡性循環(huán)的狀況下“讀書做官＝發(fā)財＝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幾乎成為了公意，我們在李贄這里也可以看出海瑞為什么不能實施抱負了，不僅是能力不足更是因為所追求的東西早已被人們拋棄。

　　李贄的逃避方式便是出家為僧，但這種方式只是表面的方式，李贄自己內(nèi)心也在家糾結，他認為自己披上了僧侶的外衣而內(nèi)心卻依舊放不下功名利祿，李贄的矛盾在這里得到了顯著的體現(xiàn)：他能夠直白坦率的把社會潛規(guī)則放到明面上同時又或多或少收到這些規(guī)則的影響，李贄外在的逃脫成為了形式的逃脫而他的內(nèi)心依舊被鎖在這個道德觀中，我們也因此發(fā)現(xiàn)李贄不是《局外人》而是《西西弗斯神話》李贄坦率承認人的欲望，這是泰州學派的傳統(tǒng)，因此在他為僧侶期間多次請求他的文官朋友給他援助，這些贊助一方面用來維持生活和寺廟的開銷一方面用來刊登著作，《焚書》、《藏書》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創(chuàng)造出來的，當時的人“以為奇貨”近乎人手一本，李贄公開的說出了人們心中的真實所想，他討厭虛偽討厭用道德包裝的功利，因此這些書不可能被官方所認可但他卻風行一時，從這一點上來說李贄還是回到了泰州學派。

　　李贄肯定了人的私欲這一點讓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有了一定的解決方法，文官在這些著作中可以尋求平衡公私的界限，我們需要多次強調(diào)這些文官雖然有私欲但他們和李贄、海瑞一樣在儒家經(jīng)典下成長，那些教誨也不全是表面，大部分時候迫于現(xiàn)實而不得不經(jīng)權，王守仁的學說能有如此的影響力也是同樣的原因他們回到了人的個體去探究解決個體問題的方法，讓研究整體的舊儒家失去了分量。

　　李贄因此也在文官集團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雖然他品級不高又是一個僧人但很多朝中大官甚至是王爺都邀請他去做客講學。這種另類的功成名就并沒有解決李贄心中的苦悶，雖然不愿意但他還是經(jīng)常參加這些講學活動，一方面可以獲得一些經(jīng)費來解決溫飽問題，另一方面這種講學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雖然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通過在一起相互交流也能緩解心中的苦悶，這種方式在明朝中后期經(jīng)常性的出現(xiàn)，在這里階級地位與貧富和職位高低沒有關系，李贄雖然是不入流的僧人但他卻能和地方大族朝廷大員在一起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法，至于往來的路費自然會安排妥當，只是這種討論多半是由于自身的經(jīng)歷而表達的某種觀點，這樣的討論未免會陷入“未信先橫”的狀態(tài)，但這畢竟是為數(shù)不多的能夠放空自己的方式了，因此文官集團對這種聚會多半是睜只眼閉只眼，對于李贄來說他既然沒有官方的阻撓那為何他的結局是在獄中自殺身亡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李贄的政治觀點和他后期的思想轉變，而這兩點我們需要專門分一章來解釋。